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常年承载着巨大的流动人口,其中不乏怀抱着大城梦的年少男女。然而在竞争激烈、生活压力大的上海生存并非易事,身在异乡、无依无靠且尚且稚嫩的很多青少年就此迷失,年少无知的他们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今年1月的数据显示,在上海五个区县的1936名审判的未成年人员中,外籍人员占到1387人,高达70%。据上海警方和专家研究讨论,外籍未成年人犯罪有偶发性、纠合性、轻妄性等几个特点,且容易形成团伙作案,需慎重对待。而且未成年人是我国法律重点保护和引导的对象,如何正确纠正未成年人犯罪在任何地方都是重要议题。
为此,从2004年开始,上海检察机关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组建专业社工队伍为契机,由闵行区检察院率先试点,通过检察机关牵头会签协议、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等形式,在综治委领导下,有效整合共青团、社工组织、学校、社区、企业等各方力量,逐步建立了覆盖全市的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观护体系。并以在沪无监护条件、无固定住所、无经济来源的“三无”涉罪未成年人为主要对象,建立了特殊观护基地。
上海市检察院出台工作办法,规定由检察机关启动观护程序,专业社工等组成观护小组、设计矫正方案、对未成年人进行3-6个月的帮教考察后,向检察机关出具书面考察报告,作为检察机关不起诉及量刑建议的参考依据,实现社会观护工作的规范运转。
目前,全市已建立了17个观护总站,215个观护点和58个观护基地。2011年,市检察院还推动建立了市级观护基地,进一步完善了社会帮教矫正网络。观护体系的建立健全,为涉罪未成年人开展法制教育、行为矫正、心理疏导和技能培训等社会帮教工作提供了支撑和保障。帮教制度在近年来渐渐浮现成效,2007年以来纳入社会观护的涉罪未成年人达1152人,其中近90%实现复学、就业,30余人考上大学,99.2%未重新违法犯罪。
据法律相关人士表示,不少在沪犯罪的未成年人,大多是父母也在外打工、疏于管教,而其本人则文化水平低、法制观念淡薄,再加上年轻贪玩容易盲信,所以才走上歧途。帮教制度正是从“教”出发,为其重塑正确的生活态度。
案例一:来沪女孩想偷手机换钱回家
17岁的湖南女孩王琳(化名),父母都在广东承包菜田,赚钱糊口。她和2个弟弟在湖南老家生活。没有父母的管教,王琳无心学业,初二上学期就辍学在家。王琳通过网友介绍来到上海打工,但是到了上海后却联系不上介绍她来的网友,在上海呆了几天后她花光了积蓄,便想在南京西路的一家商场中实施偷窃。“偷一部手机,换钱回家。”但是随后被老板发现,王琳被当场抓获。
2012年5月2日,王琳盗窃案移送静安区检察院未检科审查起诉。检察官随后对王琳开展社会调查,在了解了她的家庭背景和进行了心理评估后,在静安区检察院未检科召开的“未成年人继续羁押必要性审查评估会”上认定王琳系初犯,犯罪情节较轻,到案后认罪悔罪态度良好,羁押在看守所可能对她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建议对王琳取保候审。并且与王琳签订了帮教协议,从5月21日起对其进行为期两个月的观护帮教。帮教期间,检察官和工作人员通过培养纪律性、心理疏导、知识学习等手段对其进行帮助。二月后,静安区检察院经过检委会讨论,对其作出了不起诉决定。7月31日,王琳的妈妈给承办人打来了电话,“谢谢检察官,小琳已平安来到我们身边,我会让她去学学裁缝,也会好好管好孩子的……”
案例二:年轻“夫妻”为生计所困偷电脑
小宁和小泽虽然年仅17岁,但是却已经结成“夫妻”,且生下了一个儿子。为改变生活,小泽和小宁带着出生不久的儿子从安徽老家到上海找工作。但是缺乏专业技能和较低的教育程度让他们长时间未能顺利得职,在生计压力下,他们听信了小泽姐姐的鼓动,在夜晚潜入上海某高校中,一个晚上盗取了8台笔记本电脑。今年2月4日和2月13日,小宁和小泽分别被公安机关采取取保候审和刑事拘留强制措施。
案件到了黄浦区检察院,因小宁犯罪情节较轻,又是在哺乳期,决定对她继续取保候审。不久,检察机关对小宁启动了异地观护帮教的模式。异地观护帮教是黄浦区检察院对取保候审的外省市涉罪未成年人,委托其户籍所在地派出所进行帮教考察的制度。经过多次电话、函复,黄浦检察院联系上了当地派出所。经过沟通,双方决定携手合作共同对小宁展开为期3个月的帮教考察。
小泽的回乡路多了一点曲折。经过短期在上海观护基地的帮教考察,同样出于经济原因,特别是考虑到两个孩子多次表达出的想要团聚的愿望,检察机关也对小泽采取了异地观护模式,由同一民警负责两个孩子的帮教考察。
7月初,负责对二人进行全程观护帮教的检察官俞国花和她的同事们代表检察机关专程驱车千里来到安徽枞阳,对小宁和小泽在户籍地的观护考察情况进行了实地回访。如今,小宁安心在家中带孩子,小泽也已经找到了一份电焊工的工作。
未成年人在缺乏正确引导的情况下容易走上犯罪道路,帮教的制度给了他们重新开始自己人生的机会,而不是背负着一个犯罪者身份的压力踏入社会。
(综合新闻晨报、新民晚报等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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