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宏观均衡基准上确立充分就业目标,在宏观政策方面要求更好地运用与开放型市场经济基本原则兼容一致的参数型、价格型调节手段,更好地实现管好货币、稳定币值与平滑总需求目标。在就业政策方面把就业扩张与就业深化结合起来,把就业数量增长与质量提升结合起来
新世纪宏观景气增长基本面条件与不平衡表现
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经济高增长,也伴随总需求扩张所积累的内在矛盾。体制政策调整滞后和增长偏快派生的不平衡、不协调、不稳定问题,在总量失衡、外部失衡、政策失衡三个方面都有表现。总量关系上失衡因素,表现为总需求扩张偏快偏强,通货膨胀压力挥之不去,资产价格间歇性飙升。简单定量分析结果显示,过去30年出现过三次连续三年或更长时期总需求扩张偏快情况。第一次是1983年-1985年,总需求扩张偏快累计超过长期趋势增长率为8.52个百分点。第二次是1992年-1995年,连续四年总需求扩张偏热,累计超过长期趋势增长率11.3个百分点。第三次是近年情况,总需求扩张偏快,估测累计超过10个百分点。
货币和总需求过度扩张通常伴随通货膨胀压力并表现为一般物价上涨。观察13种物价指数均值和标准差,2003年以来呈现“四快四慢”特点:存量资产价格增长较快和增量商品价格增长较慢,进口品价格增长较快和出口品价格增长较慢,农产品价格增长较快和制成品价格增长较慢,原料和投资品价格增长较快和消费品价格增长较慢。
顺差型外部失衡是新时期开放宏观运行面临的新挑战。货物贸易顺差从2000年-2003年均不到230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2900多亿美元。经常账户顺差从世纪初不到200亿美元大幅飙升到2008年4360亿美元。由于直接投资和整个私人资本账户也有相当规模顺差,十余年来中国经济一直在“双顺差”环境中运行。“双顺差”定义性导致外汇储备超常增长:从世纪初1600多亿美元飙升到2006年底万亿美元,现已突破3万亿美元。
顺差型外部失衡持续扩大是国内外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结果。从外部条件看,当代国际货币体系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宏观政策提供外部背景条件。从国内看鼓励出口政策和人口结构演变有一定影响,利用当代“产品内分工”条件发展加工贸易也有一定解释作用。不过从宏观均衡机制角度分析,更值得重视的根源,在于生产率追赶背景下我国汇率体制弹性不足,使得汇率这个开放宏观经济基本价格变量未能充分发挥调节作用。
开放宏观与就业政策配套改革建议
宏观政策基本方针是管好货币、稳定币值、平滑总需求波动,为中国经济持续快速追赶提供相对稳定的货币与宏观环境。为此应在总结近十年宏观调控新经验基础上,从提升汇率和利率两个基本价格变量灵活性入手,改革和完善大国“开放宏观政策架构”。同时应加快推进土地、资源等要素领域改革,增强宏观价格参数对总需求调节的传导效果。要减少对信贷、投资、股票上市、房地产等部门数量性直接干预,切实治理“宏观调控微观化”。
充分就业作为现代宏观政策目标之一,要求把总需求及其决定的短期经济增速调节到与长期潜在总供给增速大体一致、把实际失业率调控到与自然失业率水平调节大致相等的状态。政策含义一方面要实行就业优先方针促进就业,另一方面又不宜人为刺激就业过度扩张。如果脱离宏观均衡基准,把充分就业理解为就业最大化,虽在一段时期能使就业快速扩张,但宏观失衡调整规律会导致就业波动,从长期看反而不利于实现充分就业目标。
中国30年宏观与就业涨落关系经验证据显示,以宏观均衡为基准界定充分就业目标,对中国这样正经历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就业转型的经济体也有借鉴意义。在宏观均衡基准上确立充分就业目标,在宏观政策方面要求更好地运用与开放型市场经济基本原则兼容一致的参数型、价格型调节手段,更好地实现管好货币、稳定币值与平滑总需求目标。在就业政策方面把就业扩张与就业深化结合起来,把就业数量增长与质量提升结合起来。
在推动就业转型过程中建立培育城乡一体化劳动市场体系,是我国经济发展和市场制度建设重要内容。过去30年我国在打破计划经济城乡分割、国家统分统配劳动力配置体系,推动现代劳动市场体系建设方面取得长足进步。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在一些重要领域仍明显滞后,劳动市场体系某些结构环节仍不能适应经济发展需求和建设和谐社会要求。应实行配套改革措施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
要加快推进户籍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推进农地制度改革,把农地与户口改革结合起来形成改革合力。要加快推进完善对进城打工农民工子女给予与城市居民平等公共教育服务方面改革,推进完善普惠城乡居民的劳动培训、职业介绍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网络建设。要针对新时期劳资关系矛盾多样化新情况,在尊重工人和员工基本公民权利前提下寻求化解矛盾方法。需关注研究农业补贴过度增长对就业转型的潜在不利影响,适应形势发展加快改进劳动工资统计方法。
假定我国农业劳动力占比持续稳步下降,“十二五”时期我国平均每年仍需要创造提供1000多万非农就业岗位,此后15年平均每年仍需600万-800万非农就业岗位。要完成我国就业转型历史使命,必须在深化改革和治理失衡基础上推动国民经济稳健较快增长,继续实施完善就业促进政策,把就业规模扩张与质量提升结合起来,在可贸易部门和内需部门创造与充分就业目标相一致的工作岗位。
我国经济仍处在快速追赶阶段,扩大制造业等可贸易部门就业仍大有文章可做。随着传统部门结构调整,要着力创造与我国要素禀赋结构变动相适应、增加值更高的新兴就业岗位。要呼应全球服务业调整趋势,大力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推动面向内需就业增长意义更为重要,内容更为复杂,需要更为细致的“深耕细作”努力。要清除体制障碍,降低交易成本,培育商业信誉,疏通内需商路,完善内需就业创造的体制和经营环境。要重视在传统部门创造面向内需的新就业机会,鼓励企业利用新技术平台扩大面向内需的新就业岗位。